古老中医教育模式——家传
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生活和生产中发现了医药知识,,并相应地产生了最原始的医学教育形式:口传心授。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和医药知识经验的增多,口传心授被家族和师徒相传的中医教育形式取代。南北朝时期著名医家钱塘人(今杭州)徐之才,从他的五世祖徐熙以下传至他的兄弟,六代之中就有十一个名医,是我国中医教育史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家族相传式中医教育的实例。中医的家传包括父子、叔侄和兄弟等,一般由长者担负教育责任以继承家学。由于世代相传的医疗经验的积累,知识就比较专门,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很多中医专科和中医世家,同时也造就了很多名医。如浙江的归安(今湖州一带)凌氏针灸流传十五代,宁波陆氏伤科与宋氏妇科、绍兴钱氏女科、桐乡陈木扇女科等等也相传多代。浙江明代针灸学大家杨继洲(巨洲人)和外科名医陈司成(海宁人)、清代本草学大家赵学敏(杭州人)和伤寒学大家俞根初(绍兴人)等都是名医世家。他们所创制的行之有效的家传医疗经验与方药,为中医宝库增添了光彩,家传式的中医教育形式后世一直沿用下来。
传统中医教育模式——师带徒
伴随家传式中医教育出现的是名医带徒的师承教育。这种中医教育形式越过了“医术秘不外传”的雷池,扩大了医学流传的范围,有利于培养更多的医家,适应了民众防治疾病的需求。许多医家在传授时结合自己的经验,以自己的见解发挥前人的学术,相继各树一帜,各成一说,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中医流派,促进了医学的争论、交流与发展。比如浙江南宋时期仁和(今杭州)人稽清,擅长正骨术,因而名声很大,时间一长人们反而忘记了他的名字,只知有位“稽接骨”。他先是在江浙一带行医,后来年纪大了,就在山阴(今绍兴)定居。由于骨伤病人较多,他一个人忙不过来,家人又不在身边,于是就招收了几个学徒作帮手。这几个学徒出师后又分别收门传授稽清的骨伤科技术,就这样师徒相授数十代,经历了八百余年,至今在浙东一带仍很有影响。因为骨伤病人不易行动,稽氏传人大都经常主动去各地“巡医”,方便患者就治。只是每逢农历三、六、九、十三、十六、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日才在绍兴的诊所接治病人,后来当地的老百姓就把稽氏伤科称作“三六九伤科”。古代名医在接收徒弟时都要经过十分精心的挑选,要求徒弟聪慧、勤奋、诚信,并且有良好的品德,而弟子为了寻求名师,更是不辞辛劳,遍地求访。
早期官办中医教育模式——学堂
家传、带徒及讲学等民间中医教育形式对于继承历代医家学术经验,培养中医人才起着重要的作用,至今也值得借鉴。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健康要求的不断提高,它们培养的医家在数量上显然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也给政府的考核与管理带来了难度。于是,官办的中医教育机构相继出现。据《唐六典》卷十四记载,“宋元嘉二十年,太医令秦承祖奏置医学,以广教授”。可见,公元443年的刘宋王朝即创建了政府的医学教育机构。以后,北魏、隋朝设太医、博士、助教等官职来管理医学教育。
我国官办医学教育昌盛时期是唐代,当时有中央与地方两级医学教育制度。中央级称“太医署”,规模很大,有师生三、四百人;地方上如长安(西安)、洛阳、太原等都督府均开办医学,各州普遍设置医学博士和医学助教。宋代设“太医局”管理医学教育,初期以科举方法考选医生,公元1044年在京城建立专门学校,有各科学员80多人,规模很小。后王安石变法改革科举,举办学校培养人才,医学教育才开始发展。据《宋会要辑稿》和《元丰备对》两书记载,当时太医局学生有300余人,学习内容分九个科,这时的教育方针重视实习训练,强调从临床中获取知识经验,所以医学生要轮流为其他三学(太学、律学、武学)学生及京城的军人治病,并要求记录治疗过程与结果。
近代中医教育模式——学校
辛亥革命后,我国中医界的许多仁人志士为拯救祖国医学,冲破重重阻力,并汲取西方教育先进理念,开始举办具有现代教育模式的中医学校,浙江中医界的作为尤其可圈可点,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1902年,温州徐定超时任京师医学堂总教习,、京师神州医药会会长,在所撰《伤寒论讲义:序言》即呼吁:“以一二人之学而欲以活人,其所活者能有几人耶?”他大力提倡开办医学以造就中医人才为民造福。民国建立伊始,绍兴丁泽同即呈文大总统,要求:“振兴国医,以重四百兆民命起见”,建议创办中医学校。辛亥革命先驱者,余杭章太炎于1936年任苏州国医学校名誉校长时,在《三三医报》、《中医杂志》等刊物上发表近百余篇倡导国医改革,包括兴办中医教育的论文。平阳徐润之,向民国教育司建议“为今之计,务须各省创办中西学专科学校,或附设为中学,添聘中西教员,将国内医生统加考核……”民国期间,浙江各地先后建立了10余所中医学校,形成了近代现代浙江中医教育的高潮。
现代中医教育模式——大学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中医药事业迎来了生机勃发的春天,中医药人才匮缺于是就凸显出来。从五十年代开始,为了帮助中医药人员系统提高中医理论和技术水平,了解掌握现代医学基础知识,全省各地举办了多期中知师进修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