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锡焰，1951年生，中医师承学员，拟跟师广东中医师承教育研究中心专家指导委员会主席、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主任、广州医科大学教授、中医教研室主任、广东省传统医学学会副会长、中医内科学博士张志敏教授。

“本人是中文系学士，兴趣广泛，善于个案深入分析，又长于作广泛领域的综合，对中医有强烈的渴望和坚定的信仰，有比较强的观察、思维和实践临床能力。

2010年开始了解中医经络按摩临床， 后进入中药方剂临床应用层面思考，致力于对中医的认识和实践从“技”向“道”的提升。”

我谈中西医思维差异

人类不论有没有“文化”，有没有受过训练，自觉不自觉，都经常使用分析型和综合型的思维方式。

把东西方思维习惯两相对照，西方人比较擅长于分析型的思维方式。西医发展的技术背景是近代工业、近代化学和近代生物学。这样的物质技术条件，使西医具备了实验室的手段。实验室的手段，为西方人的分析型思维的实现提供了技术保证。于是，技术越先进，认识越走向微观，分析出来的“病”和致病因子就越多，需要检查的项目就越多，成本就越高。另外，这样的技术手段令西医从优点上说，把人体的“结构”搞得很清楚，缺点则是过分强调局部而相对忽略了整体。这是两三百年来西医发展史的主要特点之一。

但中医诞生自农业文明的文化技术背景，这样的背景不可能有实验室的手段。而东方人长于综合型思维，这就令我们的祖先很巧妙地通过整体把握的优点去弥补了微观未能深入的缺点。另外，与西方分析的、实证的、逻辑的思维习惯相映成趣，东方的思维习惯是综合的、经验的、顿悟的，于是，我们的祖先就用直接把人体做“白老鼠”，用对经验事实进行总结（综合型思维）的办法，达至正确的认识，如果某思维层次缺乏经验事实证明，则用顿悟以认识，再用治疗效果的经验事实来检验。

以上是中医和西医发展历史中表现出来的思维差异。

我谈中西医思维的分别运用

以下从实践操作的层面看中医对综合型思维方式的杰出运用。

西医从分析型思维方式出发，把科系分得很细，所以，病复杂一点的病人，往往要动用好多个科的医生会诊，这也是西医成本高的原因之一。但中医相反，往往一个医生就可以看属于西医好多个“科”的疾病，所以，中医诊室叫“中医一室”、“中医二室”等等——这就是综合型思维方式的运用，而不是像西医叫“消化科”、“内分泌科”、“皮肤科”、“妇科”、“眼科”等等。当然，现代中医也有分科细化的趋势，但这主要是受了西医的影响，并非中医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本质特征。

中医医疗实践中综合型思维方式的运用，大量表现在“异病同治”中。

例如，我所在社区一位收破烂的，不见十天半月，脸色突然变得黄而且带“酱色”的暗晦，这是“肝胆湿热”的体征之一，脉像和舌像以及自诉严重厌食、疲倦乏力，消瘦等，都同时互证此一判断。于是，我就以胆经和肝经的穴位（中医理论“肝胆相照”）为主，旁及脾经（中医理论“脾为后天之母”，“脾统血”）按摩。大约半个钟头，已经看出脸色明显向正常转化，没那么暗晦，那么黄了，第二天早上，他说头天晚上吃饭胃口已经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了。

事实上，我只能肯定地判断他一定是肝胆湿热，但如果说肝的问题，那么到底是肝纤维化、甲肝、乙肝还是丙肝；如果是胆的问题，到底是胆囊炎、胆结石或者是胆道阻塞呢？这些我都不知道，但疗效却非常明显。在理论上，怎样解释这一类“糊糊涂涂地治好病”的现象呢？

模型解释图

如果我们做一个模型：从原点向外引出若干条直线，再在每条直线的外端再引出若干条直线，那么，肝纤维化、甲肝、乙肝、丙肝；胆囊炎、胆结石胆、道阻塞等等，处在最外周，西医正是在这里治病的，所以说，西医在最外周，或者叫在终端治病。

但中医往往大相径庭。前段这些西医叫做的“病”，中医一言以蔽之：肝胆湿热（或湿浊）或肝胆寒湿（或寒浊），如果用药物，那么肝胆湿热都用原理类似，组成类似的配方（根据具体病例的差异用药有所“加”或“减”）；肝胆寒湿亦有相应原理类似、组成类似的组方。而用穴位甚至可以不分寒热，都用十分类似甚至相同的穴位。只要判证准确，无论用药或穴位基本都见效，甚至神效。这就是“异病同治”——综合型思维方式。

如果用以上模型来表示，那么中医实际上不是在外周治病，而是力图靠近原点，前述几种肝胆的“病”，中医是在“肝”、“胆”一层治的，甚至是在“肝”的一层治的（因为中医理论“肝胆相表里”），我取得效验，就是在病人的肝经、胆经的穴位上按摩，而遑论其到底是胆囊炎还是胆结石，甲肝还是乙肝，等等。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如果在外周治病，那么就是“异病异治”，分析型的思维方式，西医；如果力图回到原点，那么就是“异病同治”，综合型的思维方式，中医。

实际上，说中医凸显综合型的思维方式，只是对照西医而言，只是就东西方文化的比较而言，并不等于说中医就不运用分析型思维方式。例如，胆囊炎，西医都一致性地消炎，而中医还要分成热证、寒热兼夹证；实证、本虚标实证，等等，推而广之，中医对一切西医认为的“炎症”，都要进行此一区分，中医正是依靠在理论上精到的“分析”，和在实践中对病案的精确“分析”，才有如此效验。

归结而言，中医在缺乏实验室技术手段的背景下，巧妙地以综合型的思维方式，规避了对“病”的分析性微观深入研究；而又“力图回到原点”，“异病同治”（综合型思维）；再根据个案的差异，对基本方剂略为“加”或“减”（分析型思维），即在具体个案的医疗实践中，把综合型的思维与分析型的思维巧妙地结合起来，从而取得效验。

综合性思维的优势

综合型的思维方式，为什么能够规避技术手段不足的短处呢？

就思维而言，凡重视“关系”的，属于综合型思维方式。实际上，人之所以亚健康或生病（在此主要指“慢性病”），从生理上来说，源于人的生理功能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失常。所以，中医的诊断和治疗疾病，就是发现和纠正这种失常的状态，令其回到正常的互动状态。中医把人体生理功能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概括为“五行相生相克”。

而人体生理功能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可以通过对经验事实的观察来发现的，中医运用的技术手段就是诊断时用的“望、闻、问、切”，和对治疗效果的观察确认。所有这些，都不需要实验室的手段。

例如，手诊（望诊之一）中常常见到代表“肺”的地方（即手掌面靠近手指一端，此处大约占手掌的三分之一，肺正常者，此处应稍为隆起而结实，红润）扁平瘦削，如果代表“脾”的手掌的中间位置同时明显凹陷，则几乎无一幸免地“肺”功能不佳而引起的若干症状非常明显。相反，只要手掌中间代表“脾”的地方丰满厚实，即使代表“肺”的地方扁平瘦削，却很少出现上述症状。这恰恰证明了“五行相生”中的“土生金”，即“脾”生“肺”（“土”代表脾，“金”代表肺），“脾为肺之母”，只要“脾”健康，就能帮助“肺”抵御疾病。

这些，都是眼睛看得见的，又可以通过“问诊”，即询问证实的，同时可以通过众多的个案证明其广泛的相关性的。至此，我们就通过经验事实的观察，得到“土生金”的概念，以指导诊断和治疗。治疗中，就有了“培土生金”一法，即如果“肺”有病，治疗重点未必是“肺”，而是“脾胃”，脾胃健康了，就会促进肺恢复健康——以“土（脾）”来生“金（肺）”。

“望、闻、问、切”，分别从视觉触觉观察到的对象的体征（肤色、体型体态、手相、体表温度、舌象、脉象等），嗅觉得到的气味、询问得知的对象的自我感受，而得到对象键康疾病情况的指征，以资判断，以作治疗的指引。而所有这些指征，都是正常人的感官就可以得到的，经过精深训练的专业人士就更不必说了。对这些经验事实观察积累多了，加之总结，就能够得到正确地诊断的指引。事实证明，其准确性比之现代实验室的方法，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后，对治疗效果就更容易观察得到了。失败或效验的一代代人的经验事实总结，推动着中医不断发展。

以人为本

我们的祖先规避技术手段的不足，还有另外一条思维路径：把对“人”的研究取代对“病”的研究。

近代以来不断发展的技术手段，使人类得以不断地深入微观世界去认识事物，西医以此为技术背景，得以把“病”作为医学研究的重点。

因为东方哲学就是“人学”，既然技术手段不足以对“病”进行微观深入的观察，中医就转而把“人”作为医学研究的重点，并因此出现了中医与西医另一个核心价值意义的区别——西医把治病的主体定位为药物、手术或其他技术手段与疾病的关系，中医则定位为病人自身与疾病的关系，并且顺理成章地引申出中医核心价值观之一：扶正祛邪；又因此中医有了“六经辨证”、“脏腑辨证”的伟大发现。以上模型一定程度反映了六经辨证和脏腑辨证的原理。

西方分析型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西医重结构，重结构必然重人体解剖，再进而重局部，仿佛人体就像机器零件，可以拆来拆去，换来换去；东方综合型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中医重整体，重关系，重整体与重关系几乎就是一回事，因为整体就是由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来说明的，六经辨证、脏腑辨证，以及“五行”相生相克，体现的是人体生理功能系统之间的“关系学”。

把人作为医学研究的重点，与重整体，重关系，几乎就是同一回事，因为中医就是通过整体的关系来研究“人”的。对这种关系的认识，和在医疗实践中推动这种关系回复到正常状态，成了中医屡治屡验的“神器”。

当然，我无意认为，综合型思维方式优于分析型思维方式。实际上，它们是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须臾不能离开的思维工具。因此，思维方式没有优劣之分，而对思维方式的运用则有优劣之分。我只是为中医运用各种思维方式，尤其是综合型思维方式的巧妙和深刻叹为观止。

郭锡焰与师承同学们交流经验

一元思维？二元思维？

我们还可以从更多的角度观察中医体现出来的人类的思维智慧。

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对立统一”这一原理，老百姓朴素地叫做“一分为二”，哲学上叫“二元思维模式”。我又以为，在不同层次都能自觉贯彻二元思维模式，就是“多元思维模式”。二元的、多元的思维模式，是人类认识外部世界和自身的利器。中医就是二元的、多元的思维模式。

中医诊断叫“八纲辨证”，就是“寒热、表里、虚实”，最后总结为总纲“阴阳”。这四对概念，恰恰就是四对矛盾的对立面。这是综合型思维方式、整体观念、人体“关系学”与分析型思维方式的完美结合。

中医思维 二元思维

亚健康与疾病常常发生症状刚好相反的两方面，令人不胜其扰，令医生无所适从：吃“热气”的上火，吃“寒凉”的肚痛、痛经、畏寒等等；上火就消炎（西医）或“泻火”（某些“中医”），服药后症状可能缓解，但过后却卷土重来，甚至越来越严重。

前文说到，中医八纲辨证中有“虚实”之分。中医把“火”分为“虚火”和“实火”（“一分为二”）。虚火的因由是因为身体虚弱（“正气”虚弱），不能推动或节制生命能量正常运作（“气血”不能“循经而行”），导致生命能量在某一点上停滞，是为“上火”，西医叫做“炎症”，于是消炎。

此等上火非外因（如细菌性感染）所致，所以不能用如西医的抗生素以至激素治疗（除非到了要救命而不顾一切的阶段），也不能用中医的“泻火”的方法。另外，这两种办法都“伤正”，就是导致病人身体更虚弱，更容易上火，如此恶性循环。这就是前文对用泻火方法的中医加引号的原因，那是用西医思维治病的伪中医。

“伪”者，一元思维也。用一元思维来治病，只能对付性质单纯的急性病（如新发感染性疾病而病人体质尚可），对此病例，只需要西医的抗生素，或中医的泻火解毒就得了。

可是，当病人的症状和体质呈现矛盾对立的两方面，如前文所述寒热不受者；或面红耳赤、低热、情绪急躁，却同时不御风寒，不堪冷食；或上热下寒（常见腰部以上发热，腰部以下冰凉），或表热内寒（面色潮红，体表发热却不堪冷食，畏寒）等等，这类病证，西医无法治疗。何故？当病人的体质和症状呈现二元对立的状况时，务必运用二元的甚至多元的医疗手段，而西医恰恰是一元的。

为什么说西医是一元的呢？

其一，西医只有“对抗”的思维（一元），它强调药物、手术等外因强烈介入；其二，它只“对抗”症状和引起症状的直接原因。

中医则不但有对抗的一面（一元），例如那种“苦泄寒下”的“虎狼之剂”，乌头、草乌、龙胆草之类气味药性猛烈的“霸药”，就有直接“对抗”症状的含义；它尤其有“顺应”的一面（二元），例如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指引医者推动人体生理功能系统的错位回复到正常的互动关系。

简言之，西医只对抗症状和引起症状的直接原因（一元），它是病症治疗；中医则不但“对抗”症状，尤其要追寻原因的原因，直至终极的原因（二元以至多元），所以是病因治疗。

例如，前文提到的寒热不受者，可以表达为“少阳虚证”。“少阳”者，就是动辄上火的直接原因；“虚”者，就是不受寒凉的原因，也是上火的终极原因。

“少阳”在此指胆经，胆经与肝经关系密切。“少阳证”则指因情绪、生活方式等原因所致“肝郁”（中医理论“肝主情志”），郁久化火的证候。又因为“肝胆相照”，“肝胆相表里”而化为少阳证，（常见口苦、偏头痛、青或黄痰、急躁、多汗、失眠等等）。此一“火”，就是容易上火，“热”者不受的直接原因。

又因为“化火”，白白消耗了生命能量，故此体质“虚”、“寒”，此乃“寒”者亦不受的原因。

此体质的虚寒，还是易上火的终极原因。因为正气虚弱，不能推动或节制生命能量正常运转（“气血”不能“循经而行”），导致生命能量在某一点上停滞，堆积，是为“上火。不论平白无故上火，熬夜上火，还是吃了烧烤上火，皆因虚弱而“节制无权”。

那么，中医怎样处理这类寒热不受，“顺得哥情逆嫂意”的案例呢？

中药方剂有一极具东方哲学智慧者，叫做“和解剂”。“和解”者，“顺应”也，与对抗相反也，不用“苦泄寒下”之类的虎狼之剂，虎狼之药，而用气味清淡得多，药性柔和得多者，而且不是用药物直接“对抗”炎症，而是通过调节“肝经”、“胆经”，以及它们与“脾经”（在此涉及肠胃及全身代谢），与“心经”（在此涉及情绪及睡眠）等的关系，令其之间的互动关系恢复正常，即“疏肝理气”，以令“肝脾不和”、“脾胃不和”、“胆胃不和”者，重新“和谐”起来。如此，不但“炎症”自然消除了，人也恢复健康了。这就是“顺应”的诠释。

 其实，“顺应”，“和解”还有广泛得多的妙用。例如思想上“中庸之道”，社会上“君子和而不同”、人格上“取象于钱，外圆内方”，政治领域“一国两制”等等，它们与中医的和解，顺应，都源出一脉。